然而，这种与故乡之间熟悉、具体且确定的强联结，逐渐在常态化的流动和越来越“远走高飞”的求学旅程中被割裂了。我的研究课题也同步反映了这样的倾向，由国内流动到国际迁移、从台湾地区的跨国新娘到澳大利亚的打工游。这也充分体现了Beck（2001）所提倡的超越研究方法上的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物理环境上频繁的流动和变迁，同样影响了个体心理精神层面的身份认同。在知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单词前，我应该就自我定位成了一个“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世界主义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对它的解读存在着阶层、文化、公民权和身份认同等视角的差异。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跟发达国家及跨国精英阶层紧密相连的概念，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尝试论证对 “世界公民”身份认同的想象和追求也有可能出现在欠发达国家及阶层背景不具有优势的群体中（Gorman & Seguin 2018; Onar & Paker 2012），“世界主义”是一种更普世的拥抱多元文化和与更广泛的他者建立团结感的价值观。

去年冬天准备第二个资格考的时候，我很喜欢Bryan Turner（2002） 关于“世界公民品德（cosmopolitan virtue）”的观点。 Turner认为“世界公民品德”自带一种矛盾性, 意味着在一个多元复杂社会中，尊重、包容和接纳更广泛他人的能力要求跟自身文化保持距离。但现实生活往往比观念信仰复杂得多。一个持“世界主义”态度的人未见得可以在日常生活实践得非常好（Wang & Chen, 2020），困难来自方方面面。于中国人来说，其中一个挑战就跟我们的民族国家身份息息相关。比如我发现一些拉美朋友可以自信自如地讲西班牙语或者骄傲地分享拉美文化，可一个学社会学的中国人如果在课堂会议等场合公开表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或毫无顾忌地分享中国文化，很容易被解读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一些中国人在实践“世界公民德行”时所处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当你想开放拥抱别人时，别人未必愿意持同样的态度拥抱你。”

这样的觉察促使我重新思考国家/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公民究竟意味着与母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Turner（2002）认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世界主义”并不必然冲突。类似地， Julian Go (2013) 在论述“法农的后殖民世界主义”（Fanon's postcolonial cosmopolitanism）时，指出事实上“民族意识” 有助于真正发展出一种全球公民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同时认为，对母国文化和同胞的富有人性的爱，是发展出爱更广泛的他人、实践“世界公民美德”的基础。也就是说，成为世界公民并不意味着变成一具空壳，或者切断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根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跟很多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让我看不到近期回国的希望。三年的时空转换，一方面几乎淡化了我与国内所有重要他人的联结；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博士班训练也导致我尚未能真正建立起在地的牢固可靠的社群、社区联结。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我意识到自身的“离散（diaspora）”处境。正如洪美恩（Ien Ang）在《论不讲中文：在亚洲和西方之间》（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的导论里说，离散身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支持也可以是压迫，既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禁锢。洪美恩还指出：“所有移民最终都必须与他们发现自己被重新安置的地方达成和解，并重新审视他们在这里的处境，无论是美国、荷兰、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对于移民到西方的亚洲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以某种方式接受少数族裔的地位，并就此采取行动。”

差异性团结是否可能

鲍曼认为“人类联结的即时性”、“在场的即时性”才会产生“行动的即时性”。对我来说，在美国读书这三年，实际“在场联结”的即时性可能只发生在2019年秋季学期。新冠漫长的居家隔离让很多跟我一样的留学生根本丧失了“拥有附近”的机会。认识到康德意义上“普遍的人类团结”的困难，我开始主动关注起在一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伤害、排他、区隔和矛盾是如何发生的。自2021年一月开始，这种对理解现代人类社会黑暗面的探索带来了不少伤害，逐渐削弱了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一位硕士毕业的拉美朋友在分别时也表达了同样失望的心情，她说：“我也觉得美国是一个挺奇怪的社会，看起来那么多元，实际上大家还是都只跟自己的人玩儿。”

是在这样的阶段我接触了文化社会学，并找到一丝慰藉。文化社会学以Jeffrey Alexander （2006）的《公民领域》（ The Civil Sphere）为代表带来一些希望。Alexander指出，一旦人们尝试有目标地建立“团结感（solidarity）”，在创造接纳和包容的同时也会产生伤害和排他，兄弟情和排他性是携手并进的。这帮助我在内心达成某种和解——首先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尽管不完美，Alexander认为积极建立团结感和营造公民社会的努力为我们面对更大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提供了最好的希望。那么现实中如何操作呢？

我首先想到的依然是Turner （2002）的“世界公民品德”。Turner提议要首先关注到人类共通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frailty ）。 他强调“世界主义”的价值取向蕴含了一系列美德， 如关心其他文化，与自身的传统保持距离（尽管有讽刺意味），对混合世界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的敏感，对跨文化批评持开放态度，等等。Beck （2001）在“世界主义作为全球风险下的想象共同体”（Cosmopolitanism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Global Risk）一文中的观点也给了某种启发。他强调当我们谈全球化时代下的相互依赖和联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否认区隔和界限的存在。关键在于，全球风险, 如核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全球疾病大流行等，创造了“世界公民的迫切性（cosmopolitan imperative）”。这种面对人类共同危机的急迫感带来了团结和行动的可能。

如果说Turner和Beck的观点仍然过于抽象的话，鲍曼在《液态之爱：论人类联结的脆弱性》（ Liquid Love：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中也许提供了一些从个人日常生活出发的具体建议。鲍曼认为，正是人类的孤独包含了道德上相互联结的希望，而不确定性恰恰是道德萌芽和繁荣的土壤。因此，他呼吁“爱邻如爱己”。鲍曼参考教育家和人道主义者Janusz Korczak的视角，提出了“儿童的人性（children's humanity）”（我理解的中文说法类似于“赤子之心”）的重要性。他相信，保持 “儿童的人性”的力量终究还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鲍曼在《液态之爱》第四章的结尾处还提到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友谊的博爱（friendship philanthropia），认为这是实现一个理想人类共同体的起点。阿伦特强调，对他人的开放性是一个人性化社会的前提，而平等和真挚的对话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20年夏天发生的邮件之争中，美国同学和国际生之间显然没有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抽象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信仰上的对抗阻碍了相互理解具体个人的可能。与之相对的，当时在风暴中心的几位国际生普遍感受到一种美国中心主义和本土学生对国际生的偏见，这些真实的相似感受开启了难能可贵的“向他人开放”的契机，形成了她们国际生之间团结的基础。

保罗·弗莱勒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平等对话中所蕴含的解放力量。正是受此激励，硕士毕业后我选择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广州城中村开展了两年的社区工作，通过写作班、英语班和戏剧实践并见证过平等对话的充权能量。现在，尽管意识到自身离散处境的矛盾性，尽管有过失望，我愿意选择继续相信，正如鲍曼仍然寄予希望：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不能通过立法来规定完美，也不能把美德强加给世界、或说服这个世界遵守美德运行。你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对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善良体贴，并像你理想中希望的那样满足大家对尊严的向往。但你必须努力。你也真的会尝试努力。（Bauman, 2013：83）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2006). The civil sp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g, I. (2005).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Routledge.

Bauman, Z. (201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John Wiley & Sons.

Beck, U. (2011). Cosmopolitanism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global risk.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0), 1346-1361.

Fisher Onar, N., & Paker, H. (2012). Towards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Women’s rights in divided Turkey. Theory and Society, 41(4), 375-394.

Go, J. (2013). Fanon's postcolonial cosmopolita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6(2), 208-225.

Gorman, B., & Seguin, C. (2018). World Citizens on the Periphery: Threa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lobal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3), 705-761.

Turner, B. S. (2002). Cosmopolitan virtue, globalization and patriot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1-2), 45-63.

Wang, B., & Chen, J. (2020). Engaging in or retreating from cosmopolitanism? Times, temporalities and migration. Identities, 1-19.

《被压迫者教育学》，保罗·弗莱雷 著，顾建新 / 赵友华 / 何曙荣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